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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海燕 | 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布日期:2021-08-17 编辑:申海燕 信息来源:中咨研究 访问次数: 字号:[ ]

摘  要: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积极成就,正迈入从跟跑向并跑、领跑并存,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的新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由于实行“以市场换技术”路线,在通过大量引进消化国外技术迅速提升整体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为此,应统筹谋划综合施策,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加强基础研究夯实原始创新能力,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增强共性技术供给,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经济紧密结合,以多元化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以弘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涵养创新生态环境,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系统工程建设。

关键词:科技创新;基础研究 ;科技强国

自2018 年中兴事件以来,美国采取多种措施全面遏制我大国崛起,在经贸交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危及我国发展安全的灰犀牛事件。与此同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历史交汇期,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备受关注,不仅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而且深刻影响着我国发展的安全与稳定、质量与效益,还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着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加快自主创新成为摆在当前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一、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经步入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跟跑为主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 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系统性、格局性的深刻变革。

(一)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引带动下,我国取得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基础研究进入发展快车道,量子通信、铁基超导、实验快堆、中微子振荡、5G 等技术跻身国际领先行列,深空、深海、深地等技术取得长足进展,脑科学、再生医学、高性能计算、纳米技术、干细胞与基因编辑等技术实现原创性突破。在基础研究的源头带动作用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从量子卫星到量子计算机,从“天河”到“神威”的“超算”,从载人航天到探月工程等系列重要成果,以及北斗导航、“天眼”、载人深潜、国产航母、大型客机、高速铁路等重大创新成果,有的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走在国际前列,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科技进步,带动了创新链、产业链的整体崛起。

从科研成果看,2012—2019 年,我国专利申请量从 205.1 万件增加至 438 万件,专利授权量从 123.5 万 件 增 加 至 259.2 万件,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11.4% 和 10.9%。其中,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5% 和11.1%(见表 1)。截至2019 年底,我国共拥有有效专利972.2 万件,年度环比增长16%。其中,境内有效专利 869.2 万件,增长17.5% ;境内有效发明专利186.2 万件,增长16.3%(见表 2)。目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世界首位,科技论文和自然科学指数排名仅次于美国。世界常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我国创新排名从2015 年的第29位跃居到2020年的第14位。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二)基础研究平台加快建设

以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代表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起了科技基础设施的四梁八柱。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已成为我国孕育原始创新、推动科学发展以及解决战略前沿科技问题的重要力量。

国家实验室体现了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最高标准。我国于1984年开始建立国家实验室,目前已建成的有6个,正在筹建的有14个[1]。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行业科研水平最高标准的体现。截至2019年底,我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 515个 [2],分布在地球科学、工程科学、生物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科学、化学科学、材料科学、数理科学等领域。2018年《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建成定位准确、目标清晰、布局合理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点实验室数量要达到 700 个。截至2019年底,我国还累计建设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3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540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177 家,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 1888 家[2]。

(三)创新要素投入持续增长

近年来,我国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人才规模居世界前列。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自 2013年起, 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开始超过美国, 居世界首位。2018 年,我国研发人员规模达到419万人,研究生学历人数占比超过20%,两院院士人数1617人  [3]。此外,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实施,统筹了一批国内外人才资源,构建了高层次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为科技创新注入了不竭动力。

与此同时,我国研发投入也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我国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0298.4 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22143.6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6%。与此同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支出与 GDP 之比)也持续攀升,从1.92%增加到2.23%,提高了0.31个百分点(见表 3)。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保障了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四)创新制度环境逐步完善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正式拉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2006 年,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颁布,明确了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方向、实施路径、重点措施。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把创新摆在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 年《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形成适应创新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颁布,提出了“三步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即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决定中,要求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正迈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实现经济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习大大总书记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家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4]“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5]“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6]我国加快推动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完善。

二、我国科技创新道路及模式

(一)创新理论及我国的实践

通常,技术创新有三种模式: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吸取再创新。原始创新最早由托马斯· 库恩(1962) 提出。他认为,旧的科学范式经过不断发展形成危机与科技变革, 原始创新就是从这种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科学范式 [7]。简言之,原始创新是通过理论研究,产生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技术等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基础和前沿等领域。集成创新的思想源于Marco Iansiti 1998 年提出的“技术集成”(后被认为是集成创新)概念,即“通过组织过程把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应用称为技术集成”[8]。Nancy Staudenmayer 认为, 集成创新是按照社会和市场需求,系统地组织内外部优势资源产生具有功能倍增性技术发明和创新产品的过程 [9]。实践中,集成创新通常聚焦关键领域、战略产品、重大工程,通过技术要素的有机融合寻求系统突破。引进消化吸取再创新模式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理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技术基础相对薄弱,不具备大规模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发优势理论认为,由于技术在世界各国之间分布不均衡,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带动科技进步,从而增强创新能力,形成后发优势。

上述三种创新模式中,原始创新是基础,是一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总源头;集成创新是关键,通过推动技术要素的集成融合,能够高效率解决创新难题;引进消化吸取再创新是捷径,可以快速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科技差距。在实践中,三种创新模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

以我国高铁技术发展为例,2004年我国制定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发展战略, 在原铁道部的组织领导,铁科院、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南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撑下,中国南车集团下属的青岛四方、中国北车集团下属的长春客车厂和唐山机车厂先后从加拿大的庞巴迪、日本的川崎、法国的阿尔斯通和德国的西门子引进高铁技术,开展消化吸取、系统集成以及自主创新,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2015 年,采用我国标准的动车组正式下线,标志着我国高铁不仅消化吸取了国外技术,具备了系统集成的能力,而且通过自主技术标准的制定,形成了原始创新能力,实现了技术的本土化和自主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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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从引进、消化、吸取到原始创新是世界各国创新能力建设的必由之路。美国、日本、韩国等科技强国早期也是从引进消化吸取起步,逐步构建起本国的自主创新平台,实现了向原始创新的重大转变。美国建国后的头100多年,主要是应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发明实现商业化。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开始大力支撑基础研究和前沿性重大技术研发,向原始创新转变[11]。德国、日本、韩国也是从模仿开始走上自主创新道路。

我国也不例外。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科技整体水平相对落后,重视技术引进吸取,走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加快产业调整,实现快速发展的道路。以让渡国内市场为代价,吸引国外产品和技术进入国内市场,使企业可以快速获取国外先进技术, 并通过消化吸取形成创新能力,迅速提升工业技术水平。可以说,我国很多领域的技术进步,都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技术创新活动日益频繁。集中创新资源,开展集成合作,共同解决难题,成为行之有效的创新方式。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为开展集成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从建国初期的“156 项工程” 建设项目到“两弹一星”研制工程,以及现代工业体系的构建,基本上都是发挥制度优势、开展集成创新的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开展统筹谋划和动员组织 [12],重大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实践证明,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广泛调动整合创新资源,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通过重大工程的引领实现复杂系统的集成, 可以加快自主技术平台建设,带动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整体崛起。

纵观我国创新发展历程,在引进、消化、吸取再创新以及集成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最关键的原始创新一直是最大的弱项短板。实际上,仅靠引进吸取创新、集成创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来源和原始创新能力问题。引进技术、集成创新是沿着别人的发展道路走,技术源头在别人手里,难以形成自己的创新动力源。一方面,“以市场换技术”的路线方针,只有在以充分消化吸取为我所用、提高本土工业技术能力为目标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夯实我国科技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13]。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一味奉行“拿来主义”只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以保障产业安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将科技创新摆在事关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自立自强发展道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正迈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三、当前科技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但离科技强国还有很大距离,科技创新还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体而言,我国科技投入规模仍然偏低,基础研究投入更为不足,科技人才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在创新成果方面, 缺乏重大的原创性、颠覆性创新, 不少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危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此外,我国科技创新格局还存在着全局与局部、短板与长板、研发与应用等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的矛盾与问题,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教育学问体制不适应发展需要,创新生态系统亟待完善。

(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 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统计, 我国严重受制于人的技术产品主要集中在重大装备、关键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App、先进工艺、测试仪器仪表等领域。目前, 我国核心零部件、基础元器件、高端材料自给率不足三分之一, 先进设计、基础工艺能力不足, 重要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关键新材料自给率只有 20%,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 50%。如,我国信息产业和制造业芯片 90% 以上依赖进口,2019 年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 3000 亿美金,超过石油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我国航空机载系统和设备高度依赖美国和法国, 大型涡轮发动机市场被 GE、罗罗和惠普垄断,5 轴及以上高端数控机床严重依赖进口,大型模锻压机仅有美俄法等少数国家拥有成型能力,高端医疗器械进口率超90%。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隐患。

(二)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源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2019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 1335.6 亿元,应用研究经费 2498.5 亿 元,试验发展经费18309.5 亿元。三者比重分别为6.0%、11.3% 和 82.7%(见图 1)[14]。

与此相比,发达国家高度关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从基础研究投入情况看,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比重一般为 15% ~ 20%。2018 年,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5 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国内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为 12% ~ 23%。从应用研究情况看,英国、法国应用研究经费占比最高,超过 40%,美国应用研究经费占比为 20%(见图 2)[15]。

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高端人才缺乏,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缺乏从0到1的重大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我国数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研究滞后,非线性科学、生物化学、地球科学、分子神经生物学、空间科学等新兴领域差距大,生物制药专利90%来自国外。基础研究落后导致我国长期处于全球创新链分工的中下游,只能亦步亦趋跟着发达国家跑,发展风险不断累积。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科技革命成果中的90%源于原始创新,美国技术创新中的 80%为突破性技术。要实现重大颠覆性创新,除了扎扎实实打基础,踏踏实实固根基,没有捷径可走。

(三)应用体系建设较为滞后

近年来,我国在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载人深潜等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但应用价值尚未充分发挥,实现产业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主要原因是,我国技术创新聚焦产业发展不够,科技研发和生产需求存在脱节,创新体系建设还不健全,创新链中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渠道不畅。目前,我国科技产出转化比例低、效率很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每年取得近 8000 项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 10%,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5.2 年,意味着绝大多数专利没有转化。可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同等重要,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顾此失彼。

(四)企业研发投入明显不足

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增长较快,2019 年科研投入规模 2.2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但从研发强度情况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OECD 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韩国研发强度为 4.5%, 日 本、德国为 3.2%左右,美国为 2.6%,我国则为 2.2%[15]。尤其是我国科研单体投入规模明显不足,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偏低。根据《2018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统计,在全球4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 2500 家企业的年度研发投入排名中,美国企业有 778 家,欧盟企业有577家,我国只有438家。从全球100强排名看,美国企业最多,有35家;其次是日本和德国,各有 13 家。我国为11家,HUAWEI是唯一入选前 50 的中国企业,位列第5[16]。

从研发人员情况看,我国数量虽居世界首位,但研发人力投入强度指标相对落后。2017 年, 在研发人员总量超过 10 万人年的16个国家中,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数仅高于巴西,排名倒数第二位,发达国家该项指标值为我国 4 倍以上[17]。

(五)科技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当前,我国科技资源分散现象严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在创新驱动战略投入体系、支撑能力以及产出体系中的作用高于其他地区,北上广、江浙等发达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也远高于其他地区。根据《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研发强度最高的北京为 6.31%,最低的西藏仅为0.26%, 相差23倍。

从产业部门情况看,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为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强度值为 3.81% ;研发投入最低的行业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强度值仅为0.17%,两者相差21倍。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的区域配置与产业配置,促进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六)创新驱动尚未形成主流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批高科技企业,HUAWEI、alibaba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 2018 年日本经济资讯社发布的全球主要企业创新力排行榜中,alibaba进入前10强。世界常识产权组织(WIPO) 发布的 2018 年国际专利申请年报显示,HUAWEI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全球第一,达到5405 项, 创下了 WIPO历史上由一家企业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的记录。当年,HUAWEI也以113.34亿欧元的研发投入位居《2018 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第 5 位[16]。

与此同时,我国大量的中西部地区、中小微企业仍然依赖资源、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驱动,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仍然任重而道远。

(七)教育学问软环境有待优化

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学问生态, 包括常识产权制度、教育制度、投融资制度等,以及在全社会形成的敬重常识、敬重科学、敬重人才、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学问氛围。

当前,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仍然不适应创新发展需要,如科研管理体制激励不够,经费投入“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畅,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等;教育体制存在行政主导、条块分割、效率低下、封闭管理等弊端。

此外,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作为创新主体的人的素质。近年来,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良好的环境是培育创新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土壤。当前,我国也亟待培育形成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包容精神, 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深入分析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不同层面的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总体上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具体表现是关键零部件、基础元器件、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主要原因是我国基础研究水平不高,基础理论体系不完善,难以产生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实质根源则在于我国科技创新系统建设还不健全,教育、学问、科研体制等不适应创新需要,创新生态环境亟待完善,创新要素活力难以激发。这三个方面环环相扣,形成了影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逻辑链条。

四、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征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局,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支撑大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以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创新发展

坚持“四个面向”,围绕基础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共性技术、重大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前沿性技术等开展攻关,着力提升原创能力、攻克关键技术、破解工程难题、抢占科技前沿。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围绕生物、空间、地球、材料、物理、数学等基础科学开展研究, 聚焦光刻胶、锂电池隔膜、环氧树脂等材料,手机射频器件、高端电容电阻、触觉传感器等元器件,光刻机、发动机短舱、重型燃气轮机、高档数控机床、真空蒸镀机等装备,铣刀、高压柱塞泵、掘进机主轴承等零部件,操作系统、工业App、大型数据库等App技术开展攻关,瞄准量子计算、机器人、脑科学、基因编辑、干细胞、合成生物、可燃冰、氢能等前沿领域进行战略储备[18]。

(二)以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夯实原始创新能力

加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加大基础研究支撑力度,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力争 2030 年达到10% 以上。

基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特性,应积极探索中央财政、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有资本金支撑基础研究的长效机制。

加快实施基础研究重大专项,建立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体系。对于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放宽科研人员准入门槛和经费使用年限,满足长周期重大创新研究需要。

同时, 深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高校应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为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供基础支撑。

(三)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增强共性技术供给

共性技术是提升工业基础能力的根本源头,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共性技术研究。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资助建立了上百个工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2012 年提出“制造业 - 美国”计划以来,政企联合设立了 16家制造业创新研究院。德国政府为弗劳恩霍夫协会提供的经费占其科研投入30%左右。

我国应加快制定共性技术发展规划,探索成立共性技术领导小组,引导科研机构加快强共性技术研发,加快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增强公共科研能力为目标,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对已经进行企业化改制的科研院所全面摸清发展现状,以尚能具备科研能力的转制院所为依托,统筹行业创新资源,加快工业技术平台建设,重塑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体系。

(四)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打通市场最后一公里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经济的关键环节。应完善成果转化政策法规、培育专业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建立有利于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形成适应转化需求的高质量科技成果;完善包括常识产权法、反垄断法、专利法、技术转移法等在内的常识产权制度;加强常识产权交易和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常识产权质押信息平台,扩大常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

(五)以多元化融资渠道解决创新资金不足问题

针对不同创新链环节,制定差别化的财税、金融、政府采购、资本市场支撑政策。

加强财政资金对于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 强化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功能,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推进创业板、新三板改革, 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设立政府科技风险补偿基金,建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贴息、担保、发行债券、常识产权质押、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手段,支撑重大科技项目开展。

(六)以弘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涵养创新生态环境

创新是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企业发展、个人成长的不竭动力, 理应成为国家、企业、个人、社会层面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行为准则。弘扬科学精神与创新学问,国家层面应发扬爱国奉献、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优良传统, 培育创新报国、技术报国学问;社会层面应崇尚理性思考、唯实求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学精神;企业层面应倡导勇于担当、敢于变革、追求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学问;个人层面要营造敬重常识、热爱科学的学习学问。

广大科技工编辑应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浮躁求成心态, 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战略定力,将科技工作作为长期事业常抓不懈。

同时,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完善创新容错机制,实施失信黑名单制度和容错负面清单制度,双管齐下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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